特稿：中国战“疫”五字诀******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题：中国战“疫”五字诀

　　新华社记者

　　踏上返乡旅途的人们期盼着与亲人久违的那个拥抱。“烟火气”在升腾，“消费热”在回归，“忙碌劲”在增长。

　　中国战“疫”三年，曙光就在前头。

　　三年抗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打出“抗、防、统、优、常”组合拳、整体战，一路赢得战略主动。

　　抗，是勇毅担当，上下同心；

　　防，是科学精准，汇智聚力；

　　统，是统筹全局，高效有序；

　　优，是因时顺势，优化调整；

　　常，是回归常态，久久为功。

　　五指成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一以贯之。

　　疫情尚未远去，大考仍在继续。中国正走过艰难时刻，希望之光照亮未来。

　　“抗”：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清晨，武汉江畔，户部巷里。欢声笑语间，热气腾腾的热干面端上桌。

　　“面里有黄鹤楼的味道、家的味道。”武汉人赵磊常来“过早”。

　　赵磊和1300多万武汉人深知，今天这样的安逸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换来的。

　　不论“抗疫”，还是“抗战”“抗洪”“抗震”，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奋勇向前。灾难面前，亿万人的勇毅担当、众志成城凝结在一个“抗”字中。

　　在武汉天河机场，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医护人员为广东第14批援鄂医疗队送行（2020年3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抗”，有“主心骨”。

　　三年前，疫情突如其来。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负责，那么什么代价、什么后果都要担当。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中共中央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数十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

　　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遏制病毒扩散；以世人惊叹的速度建设专门医院、改建方舱医院；争分夺秒提升防控救治能力，提升科学战“疫”本领。中国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各方闻令而动，各就各位。14亿多人水不停、电不停、供暖不停、通信不停、物资供应不断、社会秩序不乱。东方大国顶住了疫情最凶猛的冲击。

　　“抗”，是举国同心。

　　如果说人们与挺身反抗“命运的暴虐”的哈姆雷特共情，为扼住命运咽喉的贝多芬动容，他们也一定会对中国人在百年疫情面前迎难而上、奋起抗争而赞叹。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身患渐冻症的时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踩着高低不平的脚步，在病房里穿梭。与张定宇并肩作战的广大医护人员，被称为新时代中国“最可爱的人”，一些人不幸染病，因公殉职。

　　中国9000多万名中共党员参加到抗疫中。志愿者驾车“逆行”十几个小时为武汉医护人员送餐；数万名建设者奋战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危急时刻，遍地英雄。

　　从小熟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中国人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2020年2月17日拍摄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抗”，是命运与共。

　　一个曾供职于西班牙通讯社的记者写道：拉丁美洲等地区收到的每两剂疫苗中就有一剂是“中国制造”。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截至目前，中国已向34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

　　中国从未制造“信息黑洞”，第一时间向世界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公布诊疗和防控方案，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

　　面对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信心和团结比黄金还宝贵。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时，俄罗斯飞机载着救援物资飞抵武汉，巴基斯坦捐出全国医院库存口罩，蒙古国向中国捐赠3万只羊，世界各地著名建筑点亮“中国红”祈福，这些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中国“抗疫精神”彪炳史册。

　　“防”：14亿人筑起“钢铁长城”

　　“出门三件宝：手机、钥匙和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核酸检测，健康码行程码……当西方人还在为是否应该戴口罩争论不休时，一个“防”字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自觉。

　　“防”，意谓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主动作为。“立足于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是中国一次次与病毒交锋后获得的宝贵经验。

　　中国地域广阔、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特殊国情加之毒株持续变异，让“防”在战“疫”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2021年1月6日，科兴中维的工作人员检查自动西林瓶包装线上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标签。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防”，固在“人民防线”。

　　三年来，中国人“自觉扫码”“就地过年”“居家隔离”，配合国家防疫。

　　每一次变异毒株出现，网友都会分享专家建议、抗疫“民方”；“共享药箱”“共享物资”等邻里互助方式尽显浓浓中国人情味。

　　一些自觉防疫凡人小事至今仍令人感动：完整“复盘”行程轨迹配合流调的北京“西城大爷”；选择留在自驾车内隔离，防止疫情社区传播的“密接者”们；把N95口罩等防疫物资送给“快递小哥”的居家老人……

　　宣传防疫政策和知识，推进疫苗接种，组织核酸检测，分配防疫物资……400多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日夜奔忙，社区网格员“建档立卡，不落一人”，构建起牢固的社区防线。在城乡防疫一线奔忙的“疫情防控志愿者”，成为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线。

　　超过2600家社区医院、近60万所村卫生室，近百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级分层、有效协同，不断织牢织密的公共卫生体系让“人民防线”更有底气。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防疫为世界提供三大经验：与公众做好沟通、想方设法遏制病毒传播速度、医疗体系做好充足准备。有关经验和成果在许多受疫情影响国家正得到有效运用。

　　北京站工作人员在候车大厅进行消杀作业（2020年6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防”，贵在科学精准。

　　“别了，行程卡！”去年底，无数网友截屏告别。也有网友笑言，“最好不要再见”。

　　曾提供查询服务超过890亿次的“通信行程卡”，随着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正式下线。这个在疫情防控中起到巨大作用的“数字流调”方式，是中国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一个缩影。

　　第一时间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秉承“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科学、分级分类”的防控原则，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群防群控”机制，中国的防疫政策科学、精准。

　　内蒙古额济纳旗短短两周就斩断了德尔塔变异株社区传播链，这得益于快速流调、风险分类等系列精准施策。

　　从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到科学划定中高风险地区和管控风险人群；从推广“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监测模式，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应管尽管”……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让中国顶住了多轮疫情的冲击。

　　构筑全人群免疫防线，是科学防疫最安全、有效的方式。

　　疫情暴发后，中国即加紧推进疫苗研发。2020年底，中国首个新冠病毒疫苗附条件上市。

　　中国大力推行疫苗全民免费接种。在一些城市，防疫人员上门“点对点”为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

　　截至2022年底，中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逾34.6亿剂次，疫苗全程接种率超过九成。

　　三年来，中国积极评估现实，动态调整防疫政策，主动、科学、有序的政策凸显“实事求是”。

　　“统”：防疫、发展有机联动

　　防控、发展能否兼顾？这是各国都要直面的一道难题。

　　三年战“疫”，中国做到了疫情不失控、经济不失速、安全不失守，一个“统”字必不可少。

　　“统”，是在两难、多难困境下，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通盘考虑。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汽-大众华北基地，车辆在生产线上等待装配零部件（2022年6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统”，是统筹兼顾。

　　2022年夏，开工不到三年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100万辆整车下线；2023年新年伊始，西安比亚迪草堂工业园内千人作业的汽车总装生产线忙碌有序。企业在加速赶订单，外商继续投下对中国的“信任票”，中国经济脉动持续增强。

　　这是三年来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2020年初，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当时，中国尚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52个贫困县，都是难中之难、贫中之贫。西方一些观察家断言，中国要在原定时间脱贫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此前的东京奥运会曾因疫情延期。

　　如期脱贫、冬奥履约，中国做到了。

　　“如果疫情应对也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枚。”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比利时运动员勒邦说。

　　中国推进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预期稳定，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基层运转。战“疫”三年，“统”字贯穿其间。

　　疫情暴发后的第一个春天，云南普洱37名工人乘坐大巴车回福建复工。这趟由政府对接的包车之旅往返5000公里，“从家门口到企业”，既降低感染风险，又助力企业早日复产。

　　2022年上海战“疫”时，产能30%出口欧美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头部企业，约1200名员工“吃住在工厂”，优先保障急单、出口单。

　　得益于三年的高效统筹，中国有效应对五波疫情冲击，保持了4.5%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西安一家医疗器械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生产抗原检测试剂（2023年1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统”，是“全国一盘棋”。

　　“北京”“湖南”“四川”“山东”……在中国的许多新冠救治医院，医护人员防护服背后写着各省区市的名字。

　　哪里疫情吃紧，哪里就有全国范围调集的最优秀医生、最先进设备、最急需资源。

　　战“疫”三年，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各地区各方面各负其责、协调配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充分体现。

　　统筹下，石化企业转产口罩，防疫物流开辟“绿色通道”，全国统一通行证足量发放，外贸企业“白名单”助力“固链”“稳链”……战“疫”各方协同作战。

　　统筹下，多措并举稳岗位、保就业、促创业，重点保障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群体。发展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在中国，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普遍关注到，中国一方面严格防疫，另一方面修复经济。

　　“无论如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会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世界最终将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复苏。”美国福布斯新闻网文章说。

　　“优”：因时因势的防疫“突围”

　　8日清晨，上海浦东机场迎来三年来首批“入境不隔离”航班。

　　李先生举着欢迎横幅，在到达大厅等待女儿。“三年没见了，一天都不想耽误。”

　　团圆故事背后是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

　　这是2022年12月24日拍摄的北京市西城区广安体育馆简易发热门诊。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优”，是审时度势。

　　社会普遍期待的第十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近日印发。

　　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在临床分型中取消普通型、增加中型；完善中医治疗相关内容……增减之间，“优”字彰显。十版方案，每一版都是一次优化。

　　三年来，中国战“疫”曾经历突发疫情、应急围堵、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等不同阶段。疫情不断演变，中国“打法”也随之变化。

　　去年底，中国迎来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的重大窗口期。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病毒变弱了，我们变强了”——当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全人群疫苗全程接种率提高，中国防控经验日益丰富时，这个结论显而易见。

　　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作家马意骏认为，优化疫情防控正当其时。

　　“优”，需要坚实基础。

　　药企车间机器轰鸣。2022年12月，抗原检测试剂日产能由月初的6000万人份迅速扩产到1.1亿人份，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两类解热镇痛药的日产量提升超过4倍。

　　中国不断优化配置医疗资源，保证公众的药品供给，增加医疗设施。

　　三年间，中国通过完善分级诊疗救治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增设发热门诊，增加定点医院重症病床、ICU以及相关救治设备与物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疫情防控和处置经验、能力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25日，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超18万张，较十多天前增加3.1万张，增幅超过20%。全国储备“可转换ICU”床位超10万张，增幅超过26%。全国平均看，去年底，重症床位尚未达到80%占用的临界线。

　　2023年1月7日春运启动。这是当日旅客和乘务员在G1373次列车上拿着新年装饰品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优”，成效不断显现。

　　三年来，中国从未放弃保护人民免受病毒侵害，无论他们是新生儿还是百岁老人。

　　尽管人均医疗资源、医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全球范围看，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

　　蓄势待发的商业机会正蓬勃涌现。从沿海到内陆，多地外贸企业组团包机“出海”寻求商机。

　　“能再听到中文，感觉真好！”赶在欧洲人过平安夜前收获满满订单的江苏太仓招商小分队，至今还记得，在法雷奥集团公司巴黎总部，法国的商业伙伴向他们打招呼时脱口而出的这句话。

　　在投资者和分析师看来，中国迎来了“前景更加光明”的一年。中国经济出现更快、更强反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德国《焦点》周刊网站刊文指出，德国将从三方面受益于中国的疫情防控转段——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将让德国汽车再次变得便宜；涌入德国品牌的在华门店的消费者将让公司和投资者获得更多利润；德国公司的工作岗位将更加稳定。

　　“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在拯救生命、提供医疗保障方面，还是在经济增速方面，中国的表现均远优于西方。”曾任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思义说。

　　“常”：一切如常却又万象更新

　　“生活如常”——这是许多人的新年愿望。

　　“常”字背后是中国人“寻常日子寻常过、万般滋味皆生活”的朴素追求。

　　“常”，是防控进入新的常态。

　　商务、探亲、就业、学习、旅游、访友……这几天，各地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里，咨询办理相关业务的人逐渐增多。

　　8日起，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一系列变化因此发生：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医疗机构不再以患者核酸阴性或者阳性进行分诊；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进口冷链食品不再抽样检测……

　　国家疾控局传防司司长雷正龙指出，常态化情况下，一般不需要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没有三年鏖战，哪来今日“正常”？

　　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不是“躺平”、放任不管，也绝非所谓的“全面放开”。中国不断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该管住的管住，该放开的放开。

　　“常”，是百姓生活重回正轨。

　　在国家的保护下，不少人在疫情出现三年后才第一次和病毒直接“交手”。居家养病、“躲病”几周后，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

　　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正在恢复生机。在大都市，戴着口罩的上班族挤满了地铁列车；曾搁浅的旅行计划重新提上日程；春运幕启，这个国家正迎来一场“世界最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的中国”又回来了。

　　这是2023年1月1日拍摄的广州天河路商圈夜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常”，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变化悄然而至：更多的人选择互联网问诊；日益勃兴的“云商机”助力经济。

　　若非一场世纪疫情，王奇慧的研究可能鲜为人知。这名38岁的病毒学专家没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英雄劳动者巨幅影像中。

　　同微观世界中不计其数的病毒打交道——王奇慧从事的乍看不起眼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正是中国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补齐短板的关键努力。

　　如今，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平均报告时间缩短到4小时以内，具备在72小时内检测300多种病原体的能力。

　　“与病毒赛跑，永远谈不上大功告成。”王奇慧说。

　　一切如常，并非因病毒已消亡，而是国家医疗救治能力更强了，基层治理水平更高了，社会宽容度更大了。中国人面对疫情更加笃定、自信。

　　抗、防、统、优、常——五字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举国同心、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基因品格，也是全人类命运与共的中国担当。（记者：李志晖、桂涛、李云路、王聪、李来房、娄琛、方栋、周舟、马欣然、赵晨捷）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